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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就是最大的人權

2020-02-25 10:38:00 【關閉】 【打印】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從中國武漢地區開始向中國全境傳播,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出現數目不等的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反復警示各國要加強疫情防控,防止疫情在全球爆發。對中國政府為抗擊疫情所采取的果斷措施,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博士也多次給予高度評價,并強調中國在疫情爆發中心地區采取的“高強度”防疫手段,已為阻止疫情向全球擴大蔓延帶來了“機會窗口”。

  然而,在中國抗疫工作緊張有序進行的同時,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發生了針對中國和中國公民的污名化情況,國外個別媒體將疫情爆發炒作為針對中國攻擊的又一次“良機”,批評中國政府侵犯人權,海外中國公民、華人乃至亞裔在一些國家被歧視、傷害的情況也有發生。中國為保障公眾生命健康安全、為防止疫情向全球蔓延所做出的巨大犧牲,卻受到如此輕蔑甚至惡意的對待,實在令人齒冷,也受到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內的正義人士的批評。

    健康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

    中國社會將疫情防控工作稱為“防疫阻擊戰”。這一說法非常形象,既說明了防疫工作之艱難如戰爭一般,又概括了防疫的具體方案和措施,就是將疫情隔離、壓縮到更小的空間范圍內,避免疫情傳播擴散,為最后全面排除疫情創造條件。

  迄今為止,對付這種新病毒還沒有對癥的有效藥物,因而采取隔離方法是防疫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在解釋隔離的必要性時,很多媒體都登載了一張火柴之間遞次引燃的畫面,告訴大家只有果斷抽掉緊密連接的第二根火柴,才會避免其他火柴被點燃。

  隔離方法,是防控傳染病蔓延的最關鍵環節,是不得已但必須采取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疫法》第41條明確賦予隔離措施的合法性,并對相關程序進行規定。這一做法也是其他很多國家防疫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這段時間,美國、俄羅斯等國家針對入境的、來自中國的人士都采取這一做法。

  對此,境外一些“批評人士”指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主要就是針對目前所采取的隔離措施及具體做法。隔離,于個人而言,就意味著對行動自由的限制,于社會而言,也意味著生產經營、交通物流等方面的限制。可以說,隔離措施對個人和社會影響都非常大,尤其對經濟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十分明顯,由此帶來的損失難以估量。

  然而,與人民的生命健康相比,這些損失的付出是值得的,因為人的生命健康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中國政府果斷地采取隔離這種非常措施,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維護公眾的生命健康權利。對一個高速運轉的社會采取這種“急剎車”方式阻斷病毒傳播,敢于下這樣的決心、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只有真正為人民福祉思考、一切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政府才會如此行動,因為這正是在捍衛最重要的人權。

  在所有國際公約中,生命健康權都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行動自由權利固然重要,與生命健康權相比,其位階要低一些。當行動自由權利與生命健康權相沖突的時候,生命健康權應當優先得到承認和保護。例如,在日常社會中,有些人自冒風險甚至自我損害的時候,政府要積極介入、主動制止,正是因為這類所謂自我選擇的行為會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健康權,政府介入并制止就是為了維護這些人的生命健康權。

  在發生嚴重疫情的時期,政府為公眾的生命健康權利而對人們活動范圍、方式進行一定限制,是正當合理的。更何況,目前中國政府采取的各種隔離和限制活動范圍、方式的措施,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并盡可能減少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人們自愿接受政府號召減少公共場所活動,以行動支持防疫工作,也是看到政府此舉是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利于盡快消滅疫情。試想,倘若公眾不支持政府這項措施,中國城市的大街小巷怎么會如此冷冷清清呢?

    維護公民的社會發展權

  目前中國政府采取的隔離措施,也符合現代法治中行政法所強調的比例原則,即在實施行政行為時應在全面衡量公共利益與個人益的基礎上選擇對相對人侵害最小的適當方式進行。換言之,政府作出任何行政行為要考慮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比較和平衡,當公共利益重大而影響這一利益的危險巨大時,對個人利益的影響會置于相對次要地位考慮,當然并非放棄或者忽視。

  就防控嚴重疫情而言,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應當予以優先保障,如此給個人的生活生產活動造成不便也在所難免,但要將這種不利影響壓縮到最低限度。這一點很好理解:每年秋冬之際,中國也會受到流感疫情的影響,但由于有充分的醫療手段應對,政府絕不會采取隔離這種非常措施;而對新冠肺炎,目前還沒有特別的有效治療方法,而這種病毒傳播速度快,隱蔽性又強,一旦全面爆發后果不堪設想,在這種情況下,權衡利弊得失,政府選擇隔離措施是正當合理的,即便由此造成的損失也很大。中國歷史上爆發的重大瘟疫而導致社會倒退的事例,也不斷提醒我們,必須全社會凝聚共識、共同協助才可能將疫情損害控制住,這也是維護公民的社會發展權。

  在過去一個月里,也確實出現一些不配合隔離措施,甚至實施暴力、威脅行為抗拒隔離的情形發生。毫無疑問,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一方面這類行為會嚴重干擾疫情防控工作,尤其是那些疑似患病的甚至已經確診的病人,他們抗拒隔離的行為會造成病毒擴散,危及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隔離措施的正常執行,是疫情發生期間公共秩序的組成部分,妨害隔離措施的正常執行,就是對公共秩序的侵犯,具有妨害公務的性質。

  為確保疫情防控工作正常有序進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月10日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其中規定,已經確診的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擅自脫離隔離治療,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以及疑似病人有上述行為,造成病毒傳播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在中國刑法中,這個罪的法定刑很重。

  早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出臺的司法解釋中就有相同規定。當時國外一些所謂人權觀察家就鼓吹,中國要對“非典病人”判處死刑。這類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是對中國刑法的嚴重歪曲。這類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門檻”非常高,必須要達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而一般拒絕隔離行為或脫離隔離行為根本達不到這種程度;構成犯罪的拒絕隔離行為或脫離隔離行為,是指那種故意傳播病毒病原體并危及公共安全的行為。這類行為,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法律當中,都會被作為犯罪對待,無論他是不是病人。

    提供安全的社會環境

  安全是一個社會重要的公共產品,它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負責任的、強大的政府來提供。嚴重疫情來襲,無論其起因如何,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最大限度為公眾提供安全的社會環境,最大限度地避免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受到病毒影響,避免公眾因疫情而恐慌,避免社會因疫情而分崩離析。這才是真真正正地維護人權,真真正正地維護人民的利益。人權問題從來都是具體的,受時空條件限制;人權的保障從來都是靠實踐、靠行動,而不是空洞的說教和無根據的批評。在嚴重疫情到來時作壁上觀、妄加指責卻不愿為受疫情影響的地區和人們奉獻一絲愛心,這種人權實踐實在不值一提。充分的享有安全所帶來的利益,也是一種人權。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實施隔離工作中也出現了少數基層工作人員執法不規范的情況。對此,中國國內媒體都進行了充分報道,地方政府對這類行為也給予堅決的整肅。有些人將這些個案描繪成侵犯人權事件,并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以“有圖有真相”的方式攻擊中國政府的防疫工作。這種言論惡意滿滿,不僅會嚴重擾亂視聽,使外界誤解中國政府防疫工作的正當性,更會助長歧視海外中國公民、華人的風氣。最近發生的一些歧視、攻擊海外中國公民、華僑華人乃至亞裔的事件,或多或少都受到這種污名化宣傳的影響。

  來過中國的人都知道,平常的時候,午夜徜徉在城市大街小巷,沒人會擔心人身安全問題,反觀那個人權口號喊得最響亮的國家,晚上9點后很多人就不敢獨自出門。兩相比較,前一種自由和人權更為真實、可信。疫情很快會過去,當中國的大街小巷重現熙熙攘攘之時,人們會更加珍惜包括衛生安全在內的社會安全,會為政府及時果斷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而感到慶幸。

 

  時延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交流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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